南德意志

这些道理，本是稍知现代法理的人都应明白的常识。

反腐败中遇到的相似非难论证常常类于此： （1）甲：证据证明你有贪污腐败的事实，故应该依法对你提起指控，因为法律保护公务活动廉洁性的法益，腐败是违反法律的 （2）乙：你也一样呀（你也不比我好那里去呀），凭什么偏偏追究我？/ 请你看看，社会中这么多腐败的人，为什么单单治我之罪？ （3）结论：甲的指控是错误和无效的。该判决书是建立在2012年薄谷开来、张晓军故意杀人案、王立军徇私枉法、叛逃、滥用职权、受贿案既判力（res judicata）基础之上的一份判决。

判决结果一目了然：薄熙来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梁启超在总结清代学术研究之方法论上曾言凡立一义，必凭证据。历史也真的很吊诡：正在遭受罪与罚拷问的薄熙来如今却正在以另一种角色和方式促进中国的法治进步。因为法律是立法者依据正当的民主规则制定的，故依据法制的统一性和普遍性，此案应该与彼案达到法理意义上的同案同判。（二）法治意涵2：反腐难题中相似非难的逻辑困境 薄熙来案中受贿和贪污两罪的指控和成立还揭示了当今中国亟需以法治方式处理的反腐难题。

司法评论之美妙就在于探明法理，使得法庭判决书的法律意义在这个过程中得以彰显。但是，国人也许同样认识到的残酷现实是，法治中国之建设绝非随着时间的推进而可以当然地推进。第十是证据不足的疑罪从轻。

在当今世界，不仅法制不太健全的国家有刑事错案，法制比较健全的国家也有刑事错案。毫无疑问，很多冤错案件的生成都根源于侦查环节的错误，但是这些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又都通过了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把守的关口，顺利通过了流水线上的层层审查，最后成为刑事司法系统制造出来的伪劣产品。第六是放弃原则的遵从民意。第一个误区是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

这其中的民意其实有不同的情况，包括被害人或其家人所代表的民意，也包括情节恶劣的犯罪行为所引发的民愤，还包括当事人或其亲属上访所表达的民意。但是在当下中国，未审先判、下级法院审理上级法院判决、审案者不判、判案者不审的现象很多。

我们需要从制度上找原因。究其原因，包括：片面的执法观念，陈旧的思维习惯，不良的行为环境，低下的侦查能力，乏力的监督机制，空泛的证据规则，失效的刑罚威慑等。第五是屡禁不止的刑讯逼供。中国这种以侦查为中心的流水线诉讼模式，政法委牵头的联合办案和三长会（公安局长、检察长、法院院长）协调办案，使得公检法三个机关配合有余而制约不足。

但刑事侦查和司法有自己的规律，这种与奖惩和晋升机会相联系的限期破案可以激励侦查人员的主观积极性，但是难免会有些侦查人员只要速度，急于求成。还有一种是把试用期科学证据误读为成熟期的科学证据，滕兴善案中对测谎结论的应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作为第一道工序的侦查是认定案件事实的实质性环节，而起诉和审判只是对上游工序的检验或复核。第三是先入为主的片面取证。

比如八年前重判的湖南滕兴善案，是一个亡者归来的错案，这种侦查模式的问题体现得很充分。进入 何家弘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错案 。

实质上的超期羁押是指：虽然程序上办理了继续羁押的手续，表面上是合法的，但实际上是在超期羁押，譬如有些多次的发回重审和反复的补充侦查，也可以称之为久押不决的案件。为什么错案在中国能够一次次被复制？从证据的角度而言，很多人会说是刑讯逼供。

第九是骑虎难下的超期羁押。这些年披露的刑事错案中，很多都存在对发现或者由嫌疑人提供的无罪证据也有意无意地忽视的问题。但刑讯逼供作为错案的原因是个表象，我们不能把实际参与刑讯逼供的侦查人员妖魔化，有些人在当警察之前并没有打过人。刑讯逼供是造成错案的直接原因之一。  2013年，刑事错案一次又一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从浙江张氏叔侄冤案，到河南李怀亮冤案，再到萧山五青年冤案，再到安徽于英冤案。其实每一起错案的发生往往都是多种原因交互作用的结果，而这些原因就反映出中国刑事司法工作中的十大误区。

所谓形式上的超级羁押就是：法定的羁押期限届满后，没有办理任何继续羁押的法律手续而继续羁押嫌疑人或被告人。有些侦查人员甚至会刑讯逼供，暴力取证，弄虚作假，以假当真，最终酿成冤案。

由于侦查人员主观地认为抓到的嫌疑人就是实施该犯罪行为的人，所以就只去收集能够证明该嫌疑人有罪的证据，不去收集能够证明嫌疑人无罪的证据。在犯罪案件发生之后，侦查人员就千方百计去查找嫌疑人，找到嫌疑人之后就竭尽全力去拿下认罪口供，拿下口供之后再想方设法去收集补足有关的证据，如物证、书证、证人证言、鉴定意见等。

刑事诉讼的中心环节应该是法庭审判，司法裁判权应该属于法官。上个世纪中国的刑事侦查水平也比较低，如滕兴善案中用毛发来辨认血型并作为重要证据的做法，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血型相同是一个种属认定，不能作为充分证据。

但是，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刑事司法制度下面，这都是做不到的。特别是在应该判处死刑的案件中，既然证据不足，事实存在疑点，那就不要判死刑立即执行，改判死缓或者无期徒刑，名曰留有余地，实际却导致了错判。发生重大刑事案件之后，中国的公安机关的领导，甚至是省市领导就会要求侦查人员限期破案，后来还演化出命案必破的要求。所谓庭审虚化，就是说，法官对证据的认定和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主要不是通过法庭上的举证和质证来完成的，而是通过庭审之前或之后对案卷的审查来完成的，或者说，法院的判决主要不是由主持庭审的法官作出的，而是由法官背后的法官作出的。

而中国如何走出或避开上述的误区，是司法界必须认真思考并回答的问题。第八是形同虚设的法庭审判。

从这个意义上讲，刑事错案的发生具有不可避免性，只是或多或少的问题。【作者简介】 何家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司法机关在审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可以听取民意，也应该尊重民意，但是为了片面追求裁判的社会效果去遵从甚至迎合民意，放弃司法裁判应该遵循的原则，就会与司法公正背道而驰，导致冤案的发生。公、检、法三家既有分工又要相互配合，三个部门的共同目标是把好案件的质量关，保证刑事司法系统生产出合格的社会产品。

超期羁押包括形式上的超期和实质上的超期两种。科学证据也有可能是不科学的，把种属认定结论误读为同一认定结论。这些民意经常会成为司法人员办案的指挥棒。刑事司法有一个美丽的传说，那就是既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纵一个坏人。

佘祥林案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但中国司法系统中过度强调打击犯罪的价值观念使得司法人员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宽证明标准，而且在证据不足时担心疑罪从无会放纵犯罪，所以多采用疑罪从轻的处理办法。

在超期羁押的情况下，补充侦查已然无能为力，于是放还是判就成为两难的选择，既然已经在继续关押，很多人就会选择继续往前走，硬着头皮判决，结果就是错案的发生，这种情况在佘祥林案中也发生过。司法人员片面地根据有罪证据认定案件事实，冤错案件由此而生。

这种侦查模式的问题就在于先抓人、后取证，很容易导致错案。无罪证据不能进入诉讼程序，有罪证据无论真假都可以在诉讼中畅通无阻。